■人物名片
阎崇年 男，1934年4月生，山东省蓬莱市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议并创建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一一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和北京满学研究基金会。著有《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专著《努尔哈赤传》、《天命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古都北京》（中、英、德文版）等14部。
受杨向奎影响从先秦史转到清史
从当年阎崇年的曾祖父带着干粮，走了十几天从老家到北京打工开始，阎家算得上世代经商。由于阎崇年1949年到北京后想读书，父亲和几个哥哥都很民主，就加上他5个人投票。2个哥哥赞成他上学，父亲和1个哥哥赞成他做事，加上他自己的一票，3比2，就通过了他上学的事。最终，他进入了北京6中。
阎崇年说，“我中学的历史老师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她上课老向我提问，我就复述她讲的故事，她就给我很高的分，所以我基本整个课本都能背下来了。考试成绩一好，就对历史很有兴趣，就学历史了。”之后，阎崇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的系主任是白寿彝先生。“他和几位老师的先秦史讲得非常好，白先生开了门课叫班马比较，就是班固和司马迁比较。
还有位老师叫杨钊，我喜欢听他讲先秦诸子。“阎崇年说。
后来，他又从先秦史转入了清史，这次也是受到了老师的影响：“我写了几篇文章，写完了自己心里没数，就托人请杨向奎先生给看。杨向奎原先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后来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明清史研究室的主任。杨先生看完就给我回了一封信，觉得我写得挺好，又建议我研究清史，原因有四：第一，清朝的材料比较好找，有大量的档案；第二，清史研究比较薄弱；第三，清朝的文献主要在北京；第四，厚今薄古，这是当时的政治口号，学术上响应也是适应当时的形势。”之后，阎崇年去看望杨向奎，杨向奎又对他说：“你研究先秦史没有优势。
文献谁都会看，考古材料你没有，这就只能用二手材料，不会有太大的突破。而清朝不一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就这样，阎崇年痛下决心，从研究先秦史正式改为研究清史。
差点去了北大教书
阎崇年研究清史是从康熙入手的。他首先找与康熙有关的书来看，但是，到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看这些书需要开介绍信。那里早上8点开门，去了先得办手续，书出库最早得9点，中午11点又回库，中午不开，下午2点上班，书再出库就是3点，6点下班，所以5点又得入库，一天三次，很耗时间。好在首都图书馆后来给阎崇年放宽了限制，中午可以在那呆着，和工作人员一起，人家休息他看书，第2天书也给他留着，不回库，所以尽管去首图比北图远，他还是乐意去那儿。
这时，阎崇年已经被分配在一个学校里工作，由于思想“右倾”，总看线装书，属于走“白专”路线，1963年，被下放到南口农场劳动。由于阎崇年劳动表现比较好，群众关系也不错，10个人一班，还让他当班长。劳动时他把书带下去，休息时就看。可是看书与劳动的气氛不符合，于是有一天领导找他谈话，说有人反映他看“封资修”中“封”的东西。领导人还不错，说你等候处理吧。一个星期后，就又找他谈话，让他白天睡觉，晚上看瓜棚，时间上正好和大家避开了，看书的时间也多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阎崇年在一所中学教历史课。因为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一些高校想把他调入，其中包括北大。历史系主任邓广铭读过他发表的文章，想调他去北大教明清史，并说他是建国后非北大毕业生到北大教书的第一人。但是，阎崇年所在的中学不放人，最终没能调动成。后来，另两所大学也想调他，但因为同样的原因都未能如愿。
1980年，阎崇年辗转调到北京社科院历史所任所长，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1984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请阎崇年去做访问学者，“我说我职称还没下来呢，他说你下来了马上写信给我，我就一直等，等到1986年，批下来了，1987年初我就联系他。他说不行了，我这个主任不做了，新主任是搞当代史的，人家就请当代史的人了。”阎崇年说。后来，他去了费城大学。在美国访问的半年间，阎崇年到耶鲁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高校巡回演讲。
和易中天风格不一样
80年代末，阎崇年在社科院建立了一个满学研究中心，学刊《满学研究》按照满洲八旗，8本一套，出版后反响很好。
他还每两年组织召开一次有关八旗的专业国际研讨大会，邀请10个中国人，10个外国人参加，不搞开闭幕式，只是讨论，发表文章，互相批评，然后再修改、发表。让他欣慰的是，经由他的开创，满学研究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有了一定影响。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找到阎崇年，打算让他为新栏目“清十二帝疑案”做第一个主讲人。阎崇年称，“开始定我讲第一个皇帝，讲完后他们说不行，12个都你来讲，你接着讲顺治。我想了一下说行，反正顺治我也知道一点，康熙我比较熟。反正搞清史的都是我的朋友，我讲错了他们也不会说。”阎崇年说，当时也没想到会在专业以外的普及性领域中获得成功，没想到这件事情在学术圈外的影响这么大。他讲的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一部分，清朝到鸦片战争之后就没做什么研究。清朝每个朝代都有专人研究，他的重点主要是在开国这一段。“就像一个炊事员一样，什么菜都可以做，可能有几个拿手菜如东坡肉、红烧狮子头等，但别的菜我也可以做。”近日，阎崇年又重登《百家讲坛》，48讲的主讲题目为《明亡清兴六十年》。他认为，史学界素有明清不分家之说，此前，他已经著有《袁崇焕研究论集》、《努尔哈赤传》《清朝通史.太祖朝》和《清朝通史.太宗朝》，而《清朝开国史研究》正在撰写之中，他表示，“我现在讲的是比较熟悉的一块，不一定算研究得好，因为入关前的资料我看得多一点，读到的文献包括官的私的，国内的海外的，再加上些研究的成果，因此，思考得多一点。明末清初这一段也有些问题难以弄清楚，比如李自成究竟死在什么地方，就没有确凿的证据。”阎崇年称，不上电视做普及的时候没觉得很难，真做起来了觉得提高很难，语言需要简洁、清楚、通俗，这也是一种创造。把引文用平实的语言说清楚了，又准确，又简明，又清楚，比引文还困难。
说到另一位因为《百家讲坛》迅速走红的学者易中天，他认为，“各人有个人的风格，易老师有自己的经历、见解、学识和知识积累，他有他的优长。我有我自己的习惯，我天天看的都是原文，是做文献研究的，我在讲的时候引文很自然地就用到文言文，因为有的地方用文言文讲得更清楚，更文雅，大伙听着也新鲜，用大白话衔接不了。所以我的语言是将文言文和白话文两者结合，把文言文稍微通俗点，大家也听得懂，这是我的语言特点。比如说，满族兴起后很混乱，今天你抢我，明天我打你，兄弟姐妹之间也互相残杀。要用普通话说很费事，也不雅。所以我就说‘各部纷争，战伐不已，强凌弱，众暴寡’。很清楚，大家也听得懂，因为观众总有个中学文化程度，中学学过文言文。”阎崇年还认为，“学术‘雅俗共赏’、‘化雅为俗’的‘俗’不是‘低俗’的‘俗’，也不是‘庸俗’的‘俗’。”这是他自己的标准。
采写记者张弘实习生郝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