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叔叔的交情极深，情同手足。建国初期，应周恩来总理之邀老舍从大洋彼岸的国际大都市纽约返京，赵叔从中国山西的偏僻小乡村来京，虽然这一洋一土截然不同、差异甚大，但他俩却一见如故。１９５０年成立了“北京市文联”，老舍任主席，赵叔任副主席。 “文联”一成立就把繁荣大众文艺定为首要工作，为此创编了《说说唱唱》刊物，赵叔任主编，老舍任编辑。俩人除了为刊物积极组稿外还自己动手写些相声、鼓词之类的稿件。另外俩人还经常一起到北京天桥一带去走访那些在当地演出的一些艺人并设法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这样使老北京的宝贵民族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和发扬，从此也开始了俩人长达数年的密切合作并使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莫逆好友。

　　老舍先生是个出了名的好交际的人，好交朋友，特好客，只要他在家，屋里就经常是高朋满座，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络绎不绝。在来客中不乏政界高官、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等，这些人多是衣冠楚楚，不少人还是西服革履的很是讲究。至于来访的普通人，他们的穿着虽然一般，但也个个整整齐齐有模有样的。惟独赵树理叔叔与众不同，太个别、太特殊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５０年后的今天，他的容貌仍历历在目。赵叔从来都是一种打扮：头上戴一顶蓝布人民帽，身穿一套蓝布制服，脚上穿一双家制黑布鞋，衣服还经常是皱皱巴巴的，一点也不挺括，这一身打扮哪像一个作家呀？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老农呀！最滑稽的是他的那顶布制的帽子了，软塌塌地戴在头上，我从来没看他摘下来过。赵叔是家里的老朋友了，也是家里的常客，每每来家时，他从来不脱帽，到人家里做客不脱帽倒是无关紧要小事一桩，可是当他出席重要的会议在主席台上就座时还戴着帽子可就不一般了。据说赵叔到国外访问时，到剧院看演出要求脱帽，对此赵叔宁肯放弃看戏！听到这条传闻我是绝对相信不疑的。

　　在我的记忆中，像赵叔不爱脱帽之类的乐子事还真有不少，比如他从不肯睡软床。他的理由还挺充分：躺在软床上睡不着觉。每当赵叔出差或出国访问时，如何睡觉就成了一个难题，因为一般宾馆饭店的客房里大都提供的是软床，有的还是“席梦思”，要想找到硬板床根本不可能。赵叔又是一个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万事不求人的主儿，到了晚上关好房门后他就开始对着松软的大床犯愁，最后发现铺在地上的地毯不错，软硬合适躺在上面还挺舒服，就在地上睡了，好主意！不久这件事在朋友中迅速传开了，又成了赵叔的一件乐事。

　　我接触过的乡土作家不算少，但像赵叔这么“土”的却找不到第二个。赵树理就是赵树理，他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农民”作家，堪称乡土作家第一人。或许有人会嫌弃赵叔太“老土”、太“老农”，可老爸从不这样看，这肯定跟他也是出身贫苦劳动人民家庭有密切关系，他俩和劳动人民共有一种天生的、难以割舍的、千丝万缕的情结。虽然老爸有多年的英美生活经历，有时还洋装穿在身，但他俩的心是相通的，俩人合得来、谈得拢。赵叔经常来家和老爸促膝长谈，时常都会有爽朗的笑声从客厅里传出来。作为孩童的我是懂规矩的，知道大人说话时小孩是不能听的，他们到底都谈些什么不得而知。其实即使打破此规矩，敞开让我听也是一句都听不懂，因为赵叔说的普通话山西味儿太重，估计只有山西人才能听得懂。我一直纳闷儿，老爸怎么能听得懂呢？

　　建国初期老爸对收藏瓷器很感兴趣，赵叔知道后特地送给老爸一个大桃瓶。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赵叔来了，胳膊下夹着一个大瓷瓶，光溜溜的外面什么包装也没有，别说漂亮的锦盒啦，就是最起码的包装纸也没有。大家赶忙接过来进屋放在桌上。这个瓷瓶真是又大又好，下面是足球大小的圆球状，上部有个细长的圆筒，白色底釉上画了９个鲜艳的大桃，整体底釉色泽均匀、细腻、光亮，９个大桃画工精细色彩鲜艳，在绿叶的映衬下真是招人喜欢。瓷瓶古朴的造型和工细的图案反差极大：一简一繁、一拙一俏，当二者组合成一体，非但不别扭，反而给人一种舒服、大气的感觉，透着一种古朴的美，这要是个真古董那非得价值连城不可，就凭赵叔的财力根本买不起。赵叔是个非常简朴的人，平时一贯省吃俭用，把大部分收入都支援家乡建设了，可现在居然能花钱买个大瓷瓶，真是太不易了，大家被赵叔的这种质朴的情谊深深感动，立刻就把它摆放到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上而且一摆就十几年。现在仍然陈列在故居原来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