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第五次访华。正视历史，正确引导年轻人开创未来，仍是他思考的一贯宗旨
9月9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一次讲演，题为《始自于绝望的希望》。
专心聆听的人群中，除了从大学和研究机构赶来的学者、早早等候的记者，还有莫言、徐坤、格非等著名作家。这位老人，就是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如今，大江健三郎是曾获此项殊荣的四位亚洲作家中唯一在世的人，更是日本“国宝级”的作家。这是他第五次访问中国，其间除了在北京有三次演讲之外，他还将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与大屠杀幸存者见面。这些演讲之中，大江认为9月10日在北大附中做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最为重要，他说：“像这样用同样的话语对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进行呼吁，并请中国的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倾听我的讲话，是我多年以来的夙愿。”
中国情缘
在社科院演讲当天，大江对莫言的评价引起所有媒体的注意：“我坚信中国很快会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莫言先生就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莫言本人则对这个评价的反应非常审慎，他甚至不愿意在演讲现场接受采访。在大江的眼中，来自乡村的莫言和来自四国山林的自己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家。大江还回忆了自己对莫言的《生死疲劳》更深入的了解，他曾经跟随莫言回到家乡，在那里他遇到了莫言的姨母一一一个乡村接生婆，“在她说话的时候，我像一个小学生那样静静地听着，而莫言先生就围绕这个主题写了《生死疲劳》。”
大江与中国的情缘还要追溯到他12岁的时候从母亲那里拿到的第一本鲁迅作品，那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鲁迅选集》。那时他只是日本四岛中最小的四国岛屿上一个面临辍学的少年，差点就要像《孔乙己》里那个少年一样去做店铺小伙计了。12岁时，他读到小说《故乡》最后的那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从此这句话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将近60年的时间内，它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并在自己的整个人生里显现出重要意义。”他以自己的残疾儿子大江光成为音乐家的经历，来说明这句话对他在绝望中坚持下去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他坚信，“希望是存在的，那是鲁迅话语的真实意蕴”。
他25岁第一次以文学代表团成员身份来到中国的时候，见到了周恩来、巴金、赵树理等中国著名人物，在最热爱书和树的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多么茂密的森林啊！”周恩来“这个伟大的人物”甚至记得他是学习法国文学专业的，专门用法语与他谈话，让他深为感动和震撼，“那天晚上，我激动得面对著名的烤鸭一口都没咽下。”
忧虑与希望
在主编过大江健三郎作品集的翻译大家叶渭渠的眼中，大江是一个深受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影响因而采取“介入社会”主张的作家，他身负着强烈的责任感。这也是作为听众前去聆听演讲的作家格非对大江的强烈感受，他认为大江对于中国作家颇富启发之处，就在于“大江健三郎是一个能将发生的国家事件个人化的作家”。
在大江的演讲中，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介入”感得到了极其强烈的表现。他毫不避讳地在讲演中谈道：“最近的8月15日，小泉首相强行参拜靖国神社。当天晚上，早有预感的我和我所信赖的知识界人士组织了大型抗议集会。”他和日本的有识之士们走在一条“面对猛烈的逆风”的道路上，为保卫规定了“不设战力”的宪法第九条和以保证“个人尊严理念”为核心的日本教育基本法而奋斗。他一再地重复着“一个已经步入老境”的作家的忧虑，“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台上的我，内心是非常忧虑的。”尤其当他谈到自己2000年访华时就开始担忧的、日本越来越走向锁国的状态时，老人的表情极为沉重。
让大江更为忧虑和痛心的，是战争的记忆在日本年轻人当中越来越淡化，“现在的大部分日本人已经不再具有对那场战争的记忆。”在日本国内高达50％的人支持小泉参拜的严酷情况下，大江这种遗世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让他在中国的好友、作家莫言感动不已。在莫言的眼中，大江就好像中国传说中为了解救别人而奋不顾身的猎人海力布，“一个用自己的睿智洞察了人类面临着的巨大困境的人，是不能不创作的；这个‘唯一的报信人’是不能闭嘴的。”
年轻人在大江的眼中代表着未来，因而更为重要：“我已经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对于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本身，我并不做什么考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世界。”但是正如他12岁就开始研读的鲁迅先生所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他所努力在做的正是在绝望之中找到希望。他将鲁迅与3年前去世的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作为自己的榜样，要履践文学家对人类的责任。于是他要专程与北大附中的高中生们交流，用瓦莱里的话鼓励年轻人，吁求年轻人努力，“使得未来不会再度出现我们为之悔恨不尽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就要开始创造美好的未来。”尽管他自认是个“教育的外行”，然而教育在他看来，仍然是未来最大的希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