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蔡 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内和”与“外和”的统一，“内和”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外和”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内和”是根本，“外和”是重要基础，这既是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辩证关联的必然要求，也是工业文明实践的经验教训总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需创新社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生态文化。
一、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辩证关系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社会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和功能、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的诸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血肉般的联系,并通过整个有机体的新陈代谢实现自我完善和更新。实现社会和谐首先要实现社会有机体内部各要素（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协调与和谐，建立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同时，社会有机体又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严实结晶体，它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辩证关联--一方面，社会是人的领域，社会对自然存在物质依赖，自然环境通过影响人的种族特征、心理特征等进而影响、制约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社会制度通过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问题不单纯是自然问题，其实质是社会制度问题。恩格斯在谈到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说过：“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总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构成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辩证关联，要实现社会的和谐，不仅要实现社会有机体内部的和谐，还必须统筹社会和自然，必须实现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生态可持续性是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为人类提供必需的自然资源和活动空间。自然环境又由地球上的各种生态系统组成，破坏各种生态系统就等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基础，就等于毁灭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基础。社会发展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保障作用，没有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原料、能源和信息，就不可能发生物质变换--劳动，而劳动一旦停止，社会必将终结，社会发展更无从谈起。正是基于此，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总结说：“从广义上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2]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之所以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生态持续性遭到人为的巨大破坏，它所取得的巨大财富积累是建立在对不可再生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和化石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和过度物质消费的基础上的。其物质基础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不仅要在谋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努力建构起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全面和谐，它更要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全面和谐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谋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自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入到新的更高层次上的和谐与稳定，促使自然生态系统实现自身的动态平衡，从而避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为片面追求增长而不惜破坏生态持续性、破坏社会发展持续性基础的老路。
二、人与自然发展不和谐已构成了实现社会和谐的严重障碍
人与自然发展不和谐加剧了社会内部的不和谐。人口基数总量大、人口素质总体不高，自然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十分脆弱，生存压力大，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维系人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草地、森林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1／3、1／2和百分之十几，支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也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我国的生态系统比较脆弱，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同时，在片面追求GDP增长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总之，人与自然冲突严重，人口、资源、环境已经成了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已经成为实现社会和谐的严重障碍。
人与自然的冲突如果无止境扩大，人对自然的肆意践踏，不仅要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而且终将激化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大规模机械化与大量化学化所造成的（并且普遍认为是合理的）农业社会结构，使人与自然界不可能保持真正的接触；其实这种农业社会结构支持暴力、敌意与破坏等一切最危险的现代倾向。”[3]人类历史上两次最残酷的世界大战无不与占领世界市场、争夺资源有关。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新时期，就社会层面而言，实现社会和谐，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离不开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分配公正和公平，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有序开发、合理利用，说到底还是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发展不和谐可能激化世界的不和谐。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历史进程的加快，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更频繁、联系更紧密，出现了“世界历史”趋势的同时，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等人类的共同危机已演变为“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解决不当，势必引发全球性的不和谐。我国处于加速全面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不仅迫切需要国内社会的和谐，更需要良好的和平发展环境，更离不开世界的和谐。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的瓶颈制约，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不能选择先污染后治理和对外扩张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从国际形势看，协调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矛盾也不能施行资源大规模依赖国外市场的权宜之计，因为：资源大规模依赖国外市场，将对我国造成重大安全隐患：（1）可能因争夺资源而激化国际矛盾，给“中国能源、资源威胁论”以藉口；（2）国际战略资源供求和价格剧烈的波动也会影响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3）要实现石油、矿产等战略资源的稳定供应，就需要在境外建立生产供应基地，控制运输通道，这将使我国面临一场艰巨复杂的国际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斗争。
从绿色贸易壁垒看，我国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开拓绿色市场，发展绿色经济--其实质还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关税壁垒作用日渐削弱，但产品能效和环境标准、标识、废弃物回收、包装等“绿色壁垒”日益凸显，对我国的国际市场产生日益严重的影响，与之相适应，我国必须树立起绿色经济理念，注重与国际接轨，坚持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总之，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都决定了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径选择--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经典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4]据此，可持续发展应该是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既包括生态持续性，又包括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的发展，是能使生态、经济、社会各因素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一的发展。这就需要：
1、创新社会结构
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也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生活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在社会思想史上，人与社会的关系或者说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绝不是物质进化过程中的一种纯自然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5]。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破除就自然论自然的片面的自然主义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纳入到社会领域来解决，把生态问题纳入到社会结构中来统筹考虑。而传统的社会结构理论里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结构问题，这就需要创新社会结构。
创新社会结构就是要建立起合乎生态文明要求的社会生态结构，建立起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社会生态结构，包括生态产业结构、生态政治制度结构和生态观念结构。既使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能通过自然生态系统自身调节实现，又使社会内部系统有足够的弹性来保障人与自然在新的历史阶段形成新的、更高一级的动态和谐。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建设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循环经济以3R原则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即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减量化（Reduce）、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Reuse）、资源再循环（Recycle），力图在不增加甚至减少初始资源消耗、不增加甚至减少污染排放、不破坏甚至恢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循环经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使我们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使我们在文明发展的现阶段与自然和谐相处。
发展循环经济，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1）促进观念的转变，大力开展循环经济的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起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2）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循环经济走上法制化轨道；（3）依靠科技进步，建立循环经济的绿色技术支撑体系，包括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零排放”技术、废弃物重新利用处理技术、工业污染防治成套技术、能源循环利用技术、资源回收技术、循环经济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体系等等；（4）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促进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调整。
3、大力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化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既要解决经济社会层面的问题，更要解决文化观念、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大力加强环境教育。生态伦理、生态文化发端于西方社会对传统工业文明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和批判，西方生态伦理和生态文化走在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前列，为后者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资源。但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中心任务不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中国家决不能盲目追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味的“解构”、“自然主义”、“后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借鉴西方生态伦理和生态文化合理成分基础上，应“建构”（而不是“解构”）一套反映本国实际、符合本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新生态文化体系，为本国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提供价值导向、伦理支撑。中国同样不例外。为此，主要应做到：
（1）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唤醒生态伦理良知，要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危机感，增强保护和治理环境的紧迫感和自觉性，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环境资源观念、环境价值观念、环境效益观念、环境维护观念、环境道德观念等现代环境新观念环境意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要求观念变革和实践变革的辩证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只有深入到具体行为主体思想深处、内化为行为主体的行为准则方能发挥思想观念对行动的先导作用，方能促使行为主体不断增强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参与意识，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了解自然、亲近自然、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环境宣传教育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在环境宣传教育中可以实现观念与实践的结合。
（2）倡导健康、文明、绿色的生活方式，为人们确立合理的生存态度和需要定位、确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舆论支持。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全面发展，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说：人是什么? “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这里，“怎样生产”，既表现为“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还表现为劳动者以何种精神气质、人格形态进行生产；生产和消费又具有直接统一性，所以"怎样生产"还表现为怎样消费、怎样生存。倡导健康、文明、绿色的生活方式和反对“消费主义”文化，不仅有利于引导人们确立合理的生存态度和需要定位、确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观念，而且也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营造有利的文化环境。
（3）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既是“人化”的成果，同时也有“化人”的功能。弗洛姆在揭露资本主义这种文化矛盾时指出：“人身上最强烈的情欲和需要并不是那些来源于肉体的东西，而是那些起源于人类生存特殊性的东西”。“人在满足了自己的动物需要以后，还要受到人类需要的驱使。他的肉体告诉他该吃什么、该躲避什么--他的良心告诉他该满足哪些需要、该窒息哪些需要。食欲是与生俱来的肉体机能，而内在的良心则需要人和原则的指导，这只有靠文化的进步来促进。”[6]当今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与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极端的工具理性文化不无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明发展、科学发展，建设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生态文化，以生态文化所承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及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实现对人的“重新塑造”显得尤为迫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2]中国环境报.迈向21世纪[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29.
[3][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6.
[4]WCED.OurCommon Future[M].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4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0.
[6] 埃利希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2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