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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政协就是公民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2006年3月10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走向讲台，就认真履行历史使命、充分发挥政协作用直陈实情、坦诚建言。台下2000多名政协委员和旁听席上的有关部委负责人，屏气谛听，为之动容。

　　多年来，李君如活跃在伟人理论的研究宣传领域，是伟人理论和中国现实问题方面研究的重量级专家。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常常勉励自己：山水同乐，又仁又智；学思相兼，不罔不殆。采访李君如，给人最深的感受是他不像一位省部级高官，更多的是学者的本色。

　　凭借个人的勤奋和智慧在理论界纵横捭阖

　　初中、高中，李君如是在上海有名的重点中学松江二中度过的。学校前身为乾隆年间的“云间书院”，千年古城楼“云间第一楼”今天成了学校大门，巍峨壮观。学校环境幽雅，校园内林木蓊郁，绿意葱笼，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是上海市闻名的花园式学校。当时，李君如是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也很好，特别在数理化方面成绩比较突出，但赶上了“文革”，也只好到农村插队。

　　李君如记得，刚到上海郊区插队时，支书对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新农民了；你要记住，种田要靠自己，是为你自己的。在当时，社会上充斥着“一切为革命”的口号，这种说法让初入社会的李君如感到很新鲜。那3年里，他住在一间原为牛棚的小屋子里，劳动、做饭，一切全都靠自己。种田之外，他还发挥知识青年的长处，写报道，办政治夜校。

　　更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当地农民那种淳朴的本质。下乡不久，身为企业干部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遭迫害致死。村里的农民得知他的遭遇后，给予他更多的是关心和爱护，还推荐他上大学。

　　一心想学物理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李君如结果被推荐上了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我们入学、在校的年代，正是那充满‘批判’、‘斗争’的动荡年代，又是林彪事件发生而使人们对现实的政治开始反思的年代。而我们这些学生，都是从学校到农村插队落户，再经选拔进入上海师范大学的。学生与老师的经历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师生关系也有特殊的融洽性。当年，老师同我们一起参加政治学习、下厂劳动、教学实习，师生之间无话不谈。”许多往事，李君如历历在目，至今难忘。

　　采访时，李君如对自己的母校上海师大念念不忘，十分感恩：“我是1973年从上海师大政史系师资培训班毕业的，在校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母校在我人生旅途上打下的印记却是很深很深的。今天我是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而我的理论基础正是在上海师大的课堂里、图书馆中打下的。”他说：如果讲“第一次”的话，他第一次接触哲学史并对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感兴趣，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接触政治经济学并开始全面研读《资本论》，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系统地学习英、法、德、俄历史，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学习社会发展史并参加编写社会发展史名词解释，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次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也是在上海师范大学写成，离校后经母校老师帮助修改后发表的。

　　直到现在，李君如仍然认为，政史系的好处在于它既有政治的内容，也有历史的内容。而有“史”的背景，对以后从事的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史”的基础，只可能是干巴巴的概念。“在母校的学习经历，对于我培养起用社会科学的知识思考问题，并走上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大学毕业后，李君如先后在松江乡村学校和县委党校任教。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他积极参与，发表了一些今天看来不很成熟但有独特见解的看法，在上海理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对于毛泽东晚年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有的人认为是教条，有的人主张是经验主义。而李君如则提出了“唯政治意志论”。他说，当时自己还年轻气盛，这个观点不算成熟，但来自于他的家庭遭遇，他个人在农村的经历，以及他所阅读的大量的书籍。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李君如报考了。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周抗曾听过李君如在上海社联哲学学会上的一些发言，对他赞赏有加。当听说李君如报考的消息而且成绩不错，周抗当即表示录取他。

　　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李君如先是做周抗的助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哲学所成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他出任主任，开始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李君如说：“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一个伟人，关键在于他有一套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人们通常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论’上，他还有《论新阶段》、《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当年影响更大的著作。从他的政治著作、经济著作、军事著作中更能够看出他的哲学思想的精华。”

　　潜心研究，终有收获，崭露头角。李君如撰著的《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组成“毛泽东研究三部曲”，获得第11届中国图书奖，并一再印刷发行。

　　因为毛泽东是研究中国现实的，这也促使李君如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李君如曾计划研究孙中山。他读了孙中山的大量著作，收集了很多资料。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

　　当时，中央提出在全党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g基提出，上海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就要学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上海市委常委中心组的学习中，有关部门考虑到李君如对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有较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把李君如请去做辅导。随后，一些党政部门也请他去做报告，李君如便从此完全步入邓小平理论研究领域。

　　不多久，李君如的有关研究成果迭出。撰写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全国“五个一工程”1991年度优秀论文奖，与夏禹龙合作撰写的《邓小平的管理思想和领导艺术》获全国“五个一工程”1992年度优秀论文奖。

　　应该说，李君如研究邓小平理论，起步不算早，但是起点很高。他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共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当时李君如发表的《邓小平的“治国论”初探》等文章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于是，1993年3月，他奉调北京。尽管李君如适应并喜欢上海的学术环境，对到北京工作很犹豫，但既是组织的安排，他只能服从。

　　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后，如虎添翼展翅高飞。一方面他组织撰写邓小平理论学习纲要，另一方面出版了数部有关著作。 其中，1997年8月12日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的论文《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影响极大，首次提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观点，在中共十五召开前夕发表自然引起人们强烈关注。

　　1998年11月，李君如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5月，李君如又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的升迁变化，并没有影响到李君如身为理论家的学术研究。相反，在致力于理论创新和理论宣传方面，发挥着更为积极、重要的作用。

　　细述毛泽东思想给新时期的理论难题提供新思路之原委

　　李君如坦言自己是靠研究毛泽东思想理论起家的，他认为毛泽东是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问题?D?D“运用”不是照搬，而是创造。这些年来，李君如在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学习毛泽东，学无止境。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D?D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指导思想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仍然在新的实践中富有生命力地不断发展着。

　　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的社会阶层？曾是理论上一个很大的难题。在许多人看来，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那种个体的或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与此相联系的社会阶层就是个体劳动者和资产阶级。其中，“私营企业主”就被看成是新型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观点，往往会被许多人认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

　　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时，有许多创造性的贡献。那么，他是怎样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呢？李君如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一可操作性很强的著作中，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区分阶级阶层时，不仅看各个利益集团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或占有多寡，而且看他们是否参加劳动，看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否主要从劳动中获得以及获得的比重是多少。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尽管没有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属于什么阶级，但是他研究阶级阶层的方法对我们是有直接启迪意义的。

　　正是毛泽东这些重要思想及其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使李君如等理论工作者在对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状况的研究中认识到：一方面，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成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从事着各种劳动。我们“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承认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积累了可观的私有财产，但同时要看这些财产是否为人民和国家服务。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正是基于这两点认识，“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种观点已达成共识。

　　在如何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问题上，最大的难题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能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因过去有过文件规定，还是一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政治问题。李君如说，党中央在研究和解决这一难题的时候，毛泽东关于“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创造性思维，同样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启发。

　　毛泽东思想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着的哲学。毛泽东的许多精辟论断，在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李君如感叹：“我们学习毛泽东，也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析疑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与“讨伐GDP”的是是非非

　　在“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上，科学发展观不仅明确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而且，在“什么叫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问题上，科学发展观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李君如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遇到的挑战和考验，在解决实践中新问题的时候形成的新观点新理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是因为要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必须解决好影响小康社会原定指标完成的‘三农’和社会建设滞后等问题。2003年4月突如其来发生的非典疫情，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要搞好公共卫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要把对人的关爱放在我们工作的重要位置上。至于城市拆迁和农村大量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更应引起中央的重视。这就促使我们第一次提出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树立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使社会能够全面进步。”李君如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来的，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迫切要求，也是总结“十五”经验、制定“十一五”规划的需要，“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尤其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所反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也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认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论述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的时候，总是把“深刻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同“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并提。在一个开放的中国，科学理论的创立将日益显示出这种内外经验相辅相成的新特点。李君如说，在研究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中央也注意到世界上的两方面经验教训：一方面是，一些国家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这个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升级而引发的矛盾特别多，有的由于处理不好，引发了各种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政局动荡；另一方面，在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观念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认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人力资源在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这就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使经济社会能够又快又好地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国家能够安定团结，社会能够和谐发展。

　　谈到前一段时间一些舆论宣传“讨伐GDP”，李君如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还要靠GDP的持续快速增长，因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相应拉动八九十万人的就业。GDP作为统计的手段、统计的工具固然有不足，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指标。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怎么能解决教育、卫生、环保等方面的问题？没有最基本的物质保障，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能只抓GDP而忽略了社会生活其他指标；也不能全盘否定GDP，甚至不敢抓GDP。如果因为只抓GDP而没有顾及社会生活的发展是一种弊端，那么放弃抓GDP要比只抓GDP的危害更大。

　　中国奇迹般的崛起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模式。围绕中国“是否会本着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国际体系”、“中国是否会向别的国家输出发展模式”，西方舆论的猜测最近一直没有停息。 对此，李君如强调，“中国不会对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与自己的特殊国情紧密相关的，中国的模式不见得适合别人。”

　　这位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说，应该确立这样一个观念：世界的多样化总比单一化要好。世界是丰富多样的，不应该追求单一化。也就是说，中国认为世界上应该有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相互间可以取长补短，“和而不同”。李君如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和平的而不是咄咄逼人的，会与别人的模式和谐发展而不会发生对抗。中国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各种矛盾，但认为应该协调矛盾，共建一个和谐世界。

　　生活中的李君如是一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只是现在工作、研究占去了太多的时间。他最不喜欢应酬吃饭，类似的活动基本上不参加，宁愿用这个时间休息休息、读点书。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每年夏天到北戴河，他总是沿着防鲨网畅游一番，游个痛快。

　　在工作之余，李君如也不时地上上网。他说：“我非常关注网上的活动，我也是网友，我希望在网上了解天下大事，了解我所关心的问题。我曾被新华网邀请作客，跟新华网网友交流，我是以平常的心态，有什么就说什么，我想这样比较好，相互之间是平等的交流。从网友提出的问题里面，我可以知道大家关心什么，从交流里面可以看到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思想，从跟大家交流中我可以知道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可以研究哪些问题。通过这样的交流可以说收获良多，网络是个好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