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陈志武，耶鲁大学博士，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美国价值引擎公司创办人，华尔街Zebra对冲基金公司首席投资经理，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曾获默顿?米勒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其著作常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远东经济评论》等国际著名媒体引用。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上高中之前还没到过县城”。陈志武当年是湖南茶陵的农家孩子，后来成为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在2006年华尔街电讯评选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中，陈志武与吴敬琏、林毅夫、张维迎等一道入选。

　　近日，陈志武教授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交流。辗转见到他时，已是晚上九点。他告诉记者，他最近关注的热点很多，金融、证券市场、中国和世界的金融史、与金融发展有关的社会制度……说到这，他双手一扬，笑了：“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太多、太广了！”与这位金融学方面的一流学者交流，不必担心听不懂，因为他一直用浅显的叙述，直白的案例来描述，说到兴头上很动情，与记者一聊就临近零点。

　　中国的钱还处于“过去时”

　　“很多中国人会说，美国人怎么这么有钱，他们不存钱，还贷款借钱。去年美国的储蓄率是-1%，他们挣100元，要花101元。中国人挣100元，只花费54元，恨不得全部存进去。钱、资本、财富，它们是同样的概念吗？由于证券化的高度发达，在美国这三样东西基本相等。但是，在中国，这三个词的意思非常不同！”

　　与陈志武的交流，从钱开始。在这位金融学教授眼中，从一张钱能看到一个金融系统，而金融体系的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幸福水平和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他解释说：钱，主要是一个货币的概念，流动性最好，可以直接进行交换。资本是能够生钱的钱或者财富，是活的财富。而财富既包括流动性的，也包括不流动的，包括死的有价物。土地是财富，但是，如果土地不能买卖交换，土地顶多是财富，而不是资本；一个人未来的收入也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的收入作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财富而不是资本。财富不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这个差别，恰恰就是中美经济的核心差别。

　　中国人说张三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是一个过去的概念。但在美国，人们说李四有钱，不仅包括他过去剩余收入的总和，还包括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美国人可以把未来的任何潜在收入提前变现，这包括个人未来的劳动收入、生产性资产的未来收入、企业的未来收入、土地的未来收入等等，通过票据化、证券化的方式把这些收入变现。因此，美国人的“钱”把未来的收入包括进来，自然更有钱了。

　　陈志武说起他的亲身体会：“二十几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如果那时我每天能多花一元钱，它带给我的满足大大高于今天我每天多花1000元钱的满足。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那是花钱能带来的享受最多的时候，也是最有能力花钱的时候，但却是我最没钱的时候。金融市场的发展能直接决定你能否在最能花钱、最想花钱、又最没钱的时候花到未来的钱。中国人还没有途径把未来的钱折现，所以拼命存钱，这样既约束了个人发展，也抑制了经济发展。”

　　金融市场对企业的意义更大。陈志武列举了百度的例子，它在纳斯达克上市后，现在的股价是80多美元，市盈率270多倍，2005年净利润每股30美分。如果我们假定未来每年百度的净利润平摊下来都是30美分，那今天80多块钱的股价就相当于把未来270年的收入提前拿到手。当然，百度的利润还会持续增长。这里讲的意思是，通过其股权上市，百度的创业者马上就能把未来几十、几百年的收入提前变现，今天就能享受未来的财富，变现后李彦宏等股东今天的“钱”立即增加几亿美元，他们既可消费，也可以进行新的投资。如果没有股票交易，哪怕公司未来的收益再多、收入再丰厚，这些股东投资者也无法提前运用，从而大大减缓了经济的发展，大大压缩“钱”的内容和金额。

　　陈志武分析，中国闲钱很多，没有被资本化的财富就更多了，这些财富是可望不可即的资本。中国的许多创业者、不少企业都很缺资金。比如，全国有2000多个县，每个县都有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这些公司的资产每年的收入都很稳定，风险很低。在美国，这种收入流变成了理想的证券化对象。假设每人每年花的水电费为300元，5亿城市人口每年的花费为1500亿元，如果把未来50年的收入流进行证券化，其资本价值可达1.5万亿元左右，这些提前变现的资本可以为新的建设提供资本，为新的创业提供资本，把中国经济这个蛋糕提前做大。类似的，电信资产收入、高速公路收入流都可以证券化。陈志武反问道：你说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带来多少资本？资本的供给就是这样增加的，金融发展妙就妙在这里！

　　据陈志武介绍，美国的人力资源、企业现金流、企业资产、甚至土地都可以通过证券化，变成资本的一部分。证券化的实质就是将流动性差的资产、还没到手的未来收入分割为股份或者金融契约，让社会认购，投资者可以获得稳定回报，企业也能受益。那么，中国为什么迟迟不能开展类似的证券化、资本化呢？陈志武认为，这不是金融机构不想创新，而是金融交易的安全性还要逐步提高，投资者的权益需要可靠的制度保证，包括契约执行的架构、完善的法律、法院的公正判决、依法执行，以及一个庞大的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信用服务。如果条件成熟，中国经济将迎来一次新的飞跃。

　　被溺爱的“孩子”没一个有出息

　　早就听说央视采访陈志武时，他曾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流下热泪。谈起民族品牌与国外品牌的相互收购，记者真切感受到陈志武对中国、特别是对老百姓的深厚感情。

　　最近美国政府不允许国家安全部门采购联想电脑，国内一些人也呼吁中国政府对外国公司在华并购进行限制。记者刚说到这儿，陈志武一个劲摇头：“这是一个危险的势头，如果不小心，中国很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据他分析，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的产品畅销北美、欧洲、拉美、非洲、亚洲。中国绝对不能带头煽动本国贸易保护主义，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榜样。那样的话，其他国家更有理由拒绝中国商品。那时，中国九千万制造业工人怎么办？每年我们这么多毕业生的工作怎么办，全国还有几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一两个企业的得失，不能与中国社会的得失相提并论。现在，中国要为建立世界自由贸易秩序努力，而不是带头设起保护主义壁垒。

　　谈到近来被热炒的凯雷收购徐工事件，陈志武认为：近几年，外资不断收购中国的企业。很多人呼吁保护民族品牌。其实，外国品牌收购中国品牌，不管是为了吃掉竞争对手，还是利用它开拓中国的销售渠道，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就如同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和Thinkpad笔记本品牌一样。为什么我们在海尔收购美泰、中石油收购尤尼科时，认为美国不应阻拦。而外国公司到中国来收购时，我们又加以阻拦，甚至连日常用品的品牌都不愿意被收购。这明显是双重标准。判断一个现象好或者不好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陈志武认为，中国的根本利益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管外资内资，能否为百姓提供就业机会。第二，不管外资内资，是否按中国法律交税。对国家来说，从企业得到的好处就是税收。如果外资收购带来了更多的税收，增加社会财富，那就是有利的，就有利于国家富强。第三、不管外资内资，是不是给中国人带来了更高收入和福利。现在这么多人都想到外企工作，说明外企带来的工资和福利更好。他说，今后对于什么是中国公司要有一个更确切的定义，只要是在中国按中国的公司法正式注册的公司，都应该是中国公司，不管其背后的股东是姓张还是姓史密斯，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

　　陈志武说，很多人没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阻挡外资，保护了什么？在国内企业没有竞争力的情况下，我们还保护它，这是逼得企业更有竞争力呢，还是会越养越懒？所以开放是对中国工业最有利的办法，让内外资在同一平台竞争，这就逼得中国的行业不得不培养自己的竞争力。一个行业的竞争力不是靠保护出来的。被溺爱的孩子没有一个有出息。

　　他提醒说：“还有一点大家没看到。阻挡外资进入，实际是让中国百姓为同样的产品付出更高的代价。一个电脑公司的一个老总说，英特尔和AMD从不与他们签署买断协议，所以中国大大小小的组装厂也能买到电脑芯片，所以每隔几个月，电脑价格就被砍掉一半。老总觉得美国公司让他的企业赚得这么少，日子没法过了！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正因为开放的市场，使得电脑价格不断下降，让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只要花一点钱就能买得起电脑，这对中国是多么大的福音啊！千千万万的人具备了现代人的基本生活和工作的技能，这恰恰是那些想得到保护的企业所不在乎的，他们不管老百姓作出的牺牲。”说到这儿，陈志武非常动情。

　　金融史有助于解读近代史

　　陈志武的本科念的是计算机，后来在国防科技大学攻读系统工程硕士学位，结果到了耶鲁大学，却转而学习经济。他告诉记者，研究与人和社会有关的题目一直是他的心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志武读大学的时候，学生们都在学习工程和自然科学。他却感觉到，如果没人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社会架构就不能变得更合理，硬科学也没法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工程的特点是与数字打交道，输入什么输出什么都很确定，与人和社会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他尤其不喜欢。在国防科技大拿到硕士学位后，学校一定要把陈志武留下来。他确实留校了，但选择了政治教研室。在他看来，这是当年国防科技大唯一与社会科学有关的地方。半年之后，也就是1986年8月，他接到耶鲁大学录取通知书，踏上了赴美求学之路。

　　如今，陈志武一年当中有3个月在中国，常常是在中国各地和中美之间飞来飞去，陈志武笑谈，“二十年前，如果我知道一个月以后能去北京或者上海，我会激动一个月。现在让我去任何一个地方，给我的绝对是负效用，不再是享受而是受累。”不过，说起对上海的印象，陈志武直言：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不管是商业文化，生活态度，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都是中国最发达的。上海的繁荣让他欣喜。

　　这几年，陈志武的兴奋点一直是金融史，因为金融史有助于理解近代史。他如数家珍：为什么近代西方的实力大幅上升？原因就是金融的发展。在200年前，西欧都是城邦国家，几个城市就能组成一个国家，城邦国家之间总是打来打去。为了支持连续不断的战争，征税日益困难，统治者发明了债券。小小的创新，让国家得到了资金，也让购买者领到了利息。战争让这些国家有了金融创新的动力。随后，英国和法国更是依靠国债发展起庞大的海军，谁借到的钱多，谁就拥有更强的军队。相比之下，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不是把财政收入用于发展国力，而是拼命往国库存钱。不平等条约的赔款高达6亿两银子，如果清政府能按照5%的年利息从本国融资，兴许它还不至于这么快灭亡……

　　大胆的思维、独特的解读，展现出陈志武对金融的喜爱。最近他在研究中国的利率史。记者问，这项研究有什么用呢？陈志武毫不迟疑地说，太重要了。他解释说，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通过研究18世纪中国各省的利率水平，就能知道市场的整合程度，市场的发展水平。如果两个地区市场联系密切，那么两地的利率差距就会很小。否则就说明地区间市场分割严重、交通不便。借贷市场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晴雨表，利率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安定的感觉、对社会的信心、对未来的信心。陈志武告诉记者，最令他遗憾的是，现在研究金融史的人很少。但他依然执着。他毫不怀疑金融史对未来的借鉴意义，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必须有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