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何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而变为无条件释放？
张学良为什么由扣押蒋介石，转而又决定释放蒋介石，说法甚多。现海外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开始扣押蒋介石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介石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国内有的论著和回忆材料一般声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急报父仇，同时，为洗刷日本侵略东北而东北军不抵抗的奇耻大辱；张学良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及失土之恨，扣押蒋介石和释放蒋介石纯属感情用事，一时之冲动等等。事实上并非如此，兹就内幕问题作一探究。
其一，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这说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此时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其二，在西安与南京方面刚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提出蒋介石下令撤兵，蒋介石即回京，到京后再释放爱国七君子。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从这一天的谈判来看，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杨虎城态度相同，是主张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
其三，张学良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改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是在1936年12月23日晚上。张学良为何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而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因为张学良一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及其背后的共产国际，他谋求打通苏联的通道，以中国共产党、西北军和东北军三方面（指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抗战基地。而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态度都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多次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认为失去苏联这座靠山，西北局面是难以支撑的。
就在张学良开始考虑释放蒋介石问题时，中共中央23日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宣布“三位一体”的关系，只愿保持第三者的身份。而且为维护第三者地位，中国共产党暂不公开参加张学良预拟宣布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这是促使张学良不仅同意在没有任何正式协定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而且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致命一举。
尤其是24日晚，张学良领周恩来见蒋介石，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令张学良吃惊，周恩来对蒋介石以“领袖”尊之，（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联蒋抗日的重大意义）而且在对蒋介石的谈话中，周恩来并不表达“三位一体”的态度，只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态度。
事实上，西安事变也确实教训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谈判结果，蒋介石对周恩来允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二）由宋子文与宋美龄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这实际上表明了“三位一体”的消失，较量的双方由南京方面对西北方面巧妙地演变为南京方面对陕北方面，即国民党与共产党，这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决心。
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改变，张学良才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
上述史实证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开始主张是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改变，张学良才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
我们在这里不妨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之初至2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之间的各种信函和电报，在“和”与“战”及对蒋介石处置问题上的言论，做一概要的排列。这些公开或内部发表的重要言论，都是当时有关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
12日，张学良在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明确宣称，他之决心与蒋介石破裂，纯粹是因为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的“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
16日，张学良进一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之所以下决心捉蒋，就是因为蒋介石如今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张学良电告冯玉祥：“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远不能自拔，这是最没有出息的。历代凡有成就的画家，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从父亲身上我得到太多的教益，父亲的为人处世方式已经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凡是美好的东西我都喜欢……
从父亲身上我得到太多的教益。他不仅言教而且身教。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有过一阵低潮。当时我父亲办过画展后，美术馆留下了十几幅画作为永久的收藏。结果这件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记得我陪父亲到一些画家家里去，他们都不理我父亲，说他开了个恶劣的先例，不该把画捐了。但我父亲说，我只是个手艺人，只有拿出精湛的艺术作品，才足以表达对国家、对新社会的热爱。既然国家愿意收藏，这是我的光荣。
他就是这样，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我也继承了这一点。我和人交往很少会先算清帐目再做，从来都是先做了再说。别人说我总犯傻，吃亏是惯常的事情，可受了冤枉还不长记性。我也为此苦恼过，可一有事情求到我了，我又顾不了许多，卷着袖子就冲上去了。结果一次次受伤害，然后又是一次次的忘记。我觉得父亲的为人处世方式已经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
弟弟常问我生活过得怎样，我觉得我生活很好。我有地方住，有衣穿，有喜欢做的事，还可以经常到首都图书馆看我喜欢的东西，还可以画一些我想画的画。除了有人伤害了我，让我很生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觉得我天天都在过高兴的日子。
你知道，我59岁时考的汽车驾照。当时全家人反对，后来我就没跟任何人说，报了名考了试。其实，我年轻时在学校里是摩托车队员，走S形，跨井盖，不在话下。我一上车以前的记忆全恢复过来，教练说，“这老太太开的不错嘛”。很顺利的我就拿到了驾照。每次坐在车里，我都很兴奋，我觉得自己是参与到车的运动中去，有一种运动的感觉。你可以快速运动，自己控制，听到树在耳旁“唰唰唰”地过去，感觉人在向前飞翔?D?D
像父亲一样，我也喜欢看新鲜的东西，国外大建筑师的作品我经常看，不让自己思想落后。我觉得美的东西不一定是一种固定模式。中国的殿堂是美的，农村乡野民居也是美的。我在英国看罗杰斯的作品，他设计的银行，钢球和螺丝之间的误差是用毫米计算，而通常我们是用公分来计算误差，那种精致的美简直叫你无法形容。还有希腊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它的所有柱子的比例都是最标准的，那种美也令人陶醉。凡是美好的东西我都喜欢……
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凌晨，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邀请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