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近影 新华社记者马世骏摄
北京大学民主楼前，站立着一位含着烟斗的学者，他似乎不是在一口一口地抽烟，而是在一口一口地品味着京郊这片园林的清冽空气与和煦阳光。谈及汉语，他别有一番品评?D?D
■“我学习汉语的第一‘课本’是《左传》”
我从1946年开始学习中文，老师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高本汉对汉学的研究很有造诣，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对中国方言学的总论，对先秦文献的注解，对古代青铜器演变的研究，都是汉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的著作是当时世界上研究汉语和中文的学者非读不可的。
1946年前后，我在阅读英、法、德文版的《道德经》时，发现3种译本出入很大，就去拜访高本汉先生，问他哪一种翻译文本更可靠一些，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三种译本都不可靠，唯一可靠的英文译本是我自己翻译的，还没有发表。”高本汉问我：为什么自己不直接学习中文呢？于是在当年8月，我就在高本汉的门下，跟他学习中文。在中国人看来可能不可信，我学习汉语的第一“课本”是《左传》，我一直认为《左传》是世界文学中最精彩的著作之一。
学习了两年古文后，我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到中国调查四川方言。1948年，我先在重庆和成都学会了西南官话，接着又到乐山比较深入地研究当地的方言。在峨眉山我认识了报国寺的一位方丈，我在那里从1949年的大年初一一直住到当年的8月份。老方丈果然很有学问，每天早饭后他到我的房间来，给我讲两个小时的课，首先读的是“四书”，然后是《唐诗三百首》、汉朝的五言诗和乐府。他什么都教我，还教我用毛笔写字。
刚到报国寺的时候，小和尚们有一点怕我：“你看，洋人的鼻子好大哦！他眼睛是绿的，你看！”他们后来发现我这个外国人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吃小孩”，他们才把我当成朋友。我永远都会记得小和尚们每天晚上用清脆的声音高高兴兴地唱着一首内容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灭。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小和尚如果都还在世，他们也该是快60岁的老人了，时间过得太快！阿弥陀佛！
■“中国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有资格拿诺贝尔奖”
我40年前就开始翻译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当代的作品。中国好的作家好的作品多得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但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而未能被世界接受。
比如，巴金的《家》、《春》、《秋》的英译本，对话部分翻译得还好，但很多叙事部分，因为译者觉得繁琐，竟然被大量删除了。很多翻译者把翻译书简单地当成“活儿”，容易偷工减料。我自己在翻译中文作品时，一般要看多遍才动笔。等你感觉到作者通过书在和你交流，你能感觉到作者的呼吸，这时候才开始翻译。
我曾在瑞典驻华使馆工作过，和老舍、巴金都有过交往。老舍的《二马》非常有幽默感，巴金也来过我家，我还招待他和鲁迅的儿子喝过我自酿的绍兴酒。哈！中国的文坛也有很多“美女作家”，比如冰心，她年轻时很漂亮啊！还有，杨绛也很美，东西写得真好！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相信中国文学的前景很有希望。有很多中国作家已经进入了世界文学领域，需要把他们的作品翻译出来，让世界认识他们。
■“我有责任让同胞们阅读我爱读的中国文学作品”
翻译也有莫大的乐趣，20多年前把《水浒传》翻译成瑞典文，现在想来那是一段愉快而美好的时光。在翻译《水浒传》的过程中，我真的生活在梁山泊的英雄中：鲁智深、武松都是我的樽前好友。我原来是语言学家，对古代汉语、音韵学、方言学，以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都很感兴趣。但是语言不过是一种工具，一种为思想、为意识形态、为想象、为文学服务的工具。通过汉语的学习，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受到特殊待遇的人，一个得天之厚爱的人，一个幸运的人。
中国文学有数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从《诗经》、《楚辞》、汉朝的五言诗、乐府、大赋、南北朝的山水诗，更不要说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那些伟大的词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散文也同样伟大。《左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庄子、韩非子、荀子的散文，都让人击节赞叹。还有唐宋八大家的作品、禅宗的语录、六祖慧能的《六祖坛经》……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东西！命运让我学会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让我能够直接阅读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我有责任让我的同胞们阅读我自己爱读的中国文学作品。
对我来说，翻译工作就像吸毒一样容易上瘾，一旦开始，就不容易停止。我从事翻译，就是希望西方人、尤其是瑞典人能够欣赏中国文学，这是我的责任。
马悦然小传
马悦然，1924年生于瑞典。1946年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随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1948年大学毕业，到中国四川做方言调查。1952年获斯德哥尔摩大学博士学位。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1987年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65年以来，他把大量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他的母语?D?D瑞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