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安徽泗县“问题疫苗”事件，再是最近的四川资阳人感染猪链球菌，接着是国务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医改报告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卫生部部长高强最近的日子面临挑战。继两年前的非典危机后，高强，这位曾从事了几十年与卫生毫不相干的财政工作的部长，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7月28日，在四川资阳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趋于稳定，发病、死亡人数减少之后，高强奔赴“前线”检查工作。媒体报道说，他脸色凝重，下车后就回避了在场所有媒体记者的提问，径直走进了前线应急指挥部听取汇报。

　　从吴仪副总理手中接过卫生部长一职3个月后，频发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似乎又开始拉响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警报，这是高强所想不到的。

　　在安徽泗县疫苗事件中，高强强调，要坚持公开、透明、准确、及时的原则，向社会公布最新疫情。和两年前非典时期的话语如出一辙！

　　那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将毫无准备的高强，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此前，他从事了几十年与卫生毫不相干的财政工作。

　　时隔两年之后，一位记者还记得非典时期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幕：当时台上桌牌写的是张文康，但临到发布会正式召开时，工作人员急匆匆赶来，把张文康的名字换为了高强。

　　当时，就有许多敏感的记者议论开了。4月初的时候，高强的身份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4月6日下午还曾陪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吴仪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工作，同卫生部领导成员和部分著名医学专家进行座谈。而4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高强则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宣布：“北京现在的确诊病人是339人。”此后，非典防治开始发力。

　　重塑卫生部形象

　　在随后的日子里，高强开始致力于提高自己以及卫生部的形象。

　　2004年2月，禽流感盛行，为了消除普通民众对于食用家禽的恐惧，高强特意在公众面前吃鸡。当着政府官员和记者的面，高强在饭桌上夹起鸡腿咬了一口，说：“因为禽流感就拒绝吃鸡肉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科学的。”从此，“高强吃鸡”的故事开始在民众中流传。

　　艾滋病的传播流行，是中国卫生事业的最大隐患。2003年8月，高强率领一干人马远赴云南实地考察调研艾滋病防治状况。2004年元旦前的一天，高强等一行人又走在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外泥泞的小路上，实地探访丁友明等艾滋病患者家庭。

　　今年两会期间，高强更是出人意料地向政协委员作了一回“检讨”。原来，去年政协会全体医卫界委员联名提案，提议成立中央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或国务院卫生工作领导小组。但一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动静，一些委员表示不理解。

　　“老实讲，我办事不力，没有提出一个特别像样的方案报国务院。”高强的言辞很恳切。他表示，自己也非常赞同大家的意见，但卫生工作毕竟牵涉到诸多部委，部际间的协调效率和落实问题很难，加之又不想搞一个不疼不痒的方案，所以一直拖到现在。“大家要批评的话，就批评我办事不力、效率不高。”结果，台下委员们掌声一片。

　　执政难题

　　非典大考催生了“官员问责”，也让亲身经历此事、财政系统起家的高强重新反思以往的卫生工作和卫生体制。非典结束的当年，高强就大声疾呼，公共卫生涉及全国人民的健康权益，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政府要增加卫生投入，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接任卫生部长没几天，在医院管理年工作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医院具有公益性质，收费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全国有45％以上的患者应该就诊而未去就诊，有近30％的患者应该住院而未去住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费用过高。如果这45％和30％的患者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医院的收入会减少吗？希望大家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今年两会期间，高强更是发表了“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生吞活剥”的言论。同时表示，卫生部将就如何整治药价虚高拿出详尽的办法。

　　安徽泗县问题疫苗事件中，该县大庄镇卫生防疫保健所为了牟利，私自与学校联系，组织数名乡村医生为该镇2000多名学生接种了甲肝疫苗。事后查明，该防保所有6名工作人员，财政只给其中4个人每月发150元钱。于是，在生存与利益刺激下，防保所从不具疫苗经营资格的贩子手中按每支4.5元的价格购进甲肝疫苗，向每名学生收取25元接种费，学校获取每支1元的提成，达成了“利益联盟”。

　　卫生部将该事件定性为“违规集体接种甲肝疫苗引起的群体性心因性反应”。专家指出，流通体制的漏洞和相关监管措施的乏力，导致地下疫苗非法交易愈演愈烈，从而触发了这场人为的悲剧。

　　在四川资阳人感染猪链球菌事件中，从6月24日发现第一例“怪病”，到死亡高峰的7月23日，短短一个月时间，死亡数高达30多人。7月29日高强说：“我发现基层防疫有薄弱环节，14日省市接到报告后，反应快，从24日到今天29日工作很有成效，但14日以前，其实农村基层有了这个病，但基层没有人发现。”

　　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应急处置机制，是高强执掌卫生部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观察家们也指出，在中国，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疾病仍在严重威胁公众健康，而且普通民众“看病难”的问题比较突出。

　　同时，一位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高强涉足卫生工作仅两年多时间，在卫生行业这样一个崇尚专业背景的系统里，他的权威以及新政的施行尚待时日。从常务副部长迈上了部长的台阶，开始主政一部，高强任重而道远。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身不由己的高强

　　公众面前，高强开明、成熟、稳健，不过，在天津一中的师生眼中，年过花甲的高强可是一位事业有为而且很念旧情的老校友。

　　天津一中的一位老师说，当年新中国建立不久，天津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河北省的省会，后来迁到石家庄，但是一些干部子弟则留在了天津读书，高强是其中之一。那时的高强默默无闻，除了本班同学知道有这么个人之外，同年级同学很少有人了解他。后来高强做了卫生部的常务副部长，知道他的同学才逐渐多了起来。

　　“高强那时学习不错，后来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他对母校很有感情。”这位老师说。一个例子是，2004年7月29日，趁着开会间隙，高强回到母校天津一中座谈。此前，2002年7月，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他也曾回母校参观。

　　脱离了正式工作束缚的他显得很随意。“我是来寻根问祖的，不是视察来的。两年一别母校飞速发展，母校的发展和变化令我振奋！”“廖晓琪校友（现商务部副部长）和廖晓军校友（现财政部副部长）总回学校么，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人啊！”

　　确实，很多时候高强身不由己。一位熟悉卫生部门的人士说，如果不是2003年那场非典，按照副部级干部60岁退休的惯例，从财政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或许已经退休。

　　当时，卫生部在张文康被免职前，已有5位副部长、1个中纪委驻部纪检组长，而挑选卫生工作的外行人高强坐镇卫生部，有着双重考虑：其一是，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曾经帮助吴仪实地调查过北京的非典情况，对真相比较了解；其二就是财政部出身的高强（高在做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主要负责文教卫生口）有助于他协调各部门力挽狂澜，解决中国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

　　于是，身不由己的高强，仕途开始转弯。